所谓“烧死蒂尔”在直播讲过，来自一篇文章，作者叫保罗·贝南蒂。此人是方济各的AI顾问，原文发在法国杂志《大大陆》，标题是“美国的异端邪说：彼得蒂尔该被烧死吗”。
此文发布时间在良十四世发布通谕的前后。关于“烧死”说法，贝南蒂承认是宗教意义上的，意通“蒂尔是不是异端”。这个问题先不下结论，贝南蒂也还没有。但两件事情是清楚的：第一，蒂尔的右翼思想变得更危险了；第二，欧洲宗教社会（至少一部分人）对他的主张激化了。
蒂尔（可能）的异端思想从哪里肇始，今天我们接着聊他2004年那篇论文《施特劳斯时刻》。
以下是AI整理的直播讲稿，专栏不是按顺序发的，这一篇是谈卡尔·施密特的章节：
01
我花这么多时间拆解这篇20年前的旧文，根本不是为了翻故纸堆。核心动因是我一直想搞清楚：现在手握硅谷最高权力的马斯克、彼得·蒂尔这帮人，他们疯狂推进的超人类主义到底从哪来？为什么他们在当下这个节点，非要铁了心走极端技术主义路线？这套超人类主义（甚至是新反动主义）的出发点该怎么理解？普通人要不要信他们画的“AI接管一切、你不用存钱躺平”的饼?
你只有摸透他们的思想脉络，搞懂他们脑子里装的是哪套思想资源，才能看清这帮人想把这个世界带向什么方向。这就是啃这篇论文的意义。网上能找到不少译本，内容差异不大，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找来翻一翻。
这篇文章的起点，是2001年的9·11事件。在彼得·蒂尔眼里，这场袭击直接给了美国主导的单极化全球秩序一记重击，彻底推翻了90年代炒得最热的“历史终结论”——那套“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就是人类文明最终形态”的神话，在恐怖袭击的硝烟里碎得一干二净。他写这篇文章就是想搞懂：西方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人类未来该往哪走？为什么当下世界的撕裂、社会的分歧会严重到这种地步？
文章第一章就谈人性问题，他把焦点对准了为整个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打下地基的洛克。从欧洲宗教革命、民主革命一路走到今天，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矛盾——道德与科学的冲突、理性与宗教的冲突，从来没有被真正解决过。哪怕马克斯·韦伯论证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可以适配，哪怕美国一直宣称自己是新教国家，彼得·蒂尔直接点破了真相：这套适配根本不是矛盾被解决了，而是洛克用“悬置”的方式把问题绕开了——我们干脆不谈这个最核心的分歧，假装它不存在。
你现在随便找两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不管是美国人聊信仰，还是中国人聊价值观，聊到最后如果非要掰扯清楚“你到底信科学理性，还是信道德宗教”，大概率都会翻脸。所以现在的聪明人、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早就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别碰这个问题，别聊信仰，大家绕着走。
但彼得·蒂尔在这篇文章里偏要把这个被悬置了几百年的问题重新拎出来：如果我们继续假装这个矛盾不存在，继续回避信仰层面的根本分歧，西方文明根本撑不了多久。9·11事件就是最直接的教训，你这套“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根本解释不了宗教传统深厚的群体为什么会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抱有如此强烈的敌视。在他们眼里，沉迷消费主义、满是贪婪欲望的现代西方社会，是在玷污神的秩序，甚至会把所有信众拖入审判的深渊，所以他们愿意为了捍卫信仰付出生命的代价。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走，文章接下来的核心论述对象，就是卡尔·施密特。哪怕施密特身上带着纳粹党员的历史争议，他的政治思想依然有远超时代的穿透力，这也是彼得·蒂尔花大量篇幅拆解他的原因。
02
施密特最核心的观点就是“政治的本质是划分敌友”，不存在完全中立、永远和平的秩序。当本·拉登把美国定义为“现代十字军”，把这场冲突定性为跨越生死的宗教战争时，施密特根本不会给出什么理性折中方案，他反而会敦促西方发起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用这场战争重新唤醒整个社会的生命意义，找回被消费主义消解的集体信仰。就像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的号召，让所有信徒喊出“上帝所愿”，带着神圣的使命感冲向敌人。
在彼得·蒂尔看来，施密特的论述精准戳中了9·11之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对峙的诡异本质：这是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的、底层逻辑完全无法兼容的文明冲突。伊斯兰世界依然保留着完整的宗教和政治共同体认知，他们把这场斗争看得比生死更重，愿意为了神的审判付出全部牺牲，克伦威尔时代的宗教战争动员放到今天依然能唤起最狂热的共鸣。
但反观西方，早就不是一个有统一意志的共同体了。几百年的个人主义发展下来，所有人都把个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根本没人能说清“为什么而战”。公开向伊斯兰世界宣战是完全不可能的，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凝聚所有人的信仰旗帜——你总不能说我们是为了基督教而战，现在的西方普通人早就不信这套了。所以最后只能把恐怖袭击定义成“少数精神病的极端犯罪”，把国家层面的战争包装成警务行动，派军队去抓几个“极端分子”就完事了。
哪怕是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心里也清楚：现在的西方社会，早就没有一个能站在天上看着所有人的永恒上帝了。所有人都像霍布斯描述的那样，把尘世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遇到冲突第一反应是逃跑保命。但你想想，一个所有人都想当逃兵的阵营，面对一群愿意为了信仰死战的敌人，哪怕你一开始有再多技术优势、再多人数优势，最后注定会走向失败。
读到这里你就能明白，彼得·蒂尔写这篇文章根本不是在复盘9·11事件，他是在给现代文明的“无意义危机”开药方。而这张药方，最后一路延伸，就长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超人类主义、暗黑启蒙运动。
他是怎么从“西方文明必输”的死局里，一步步推导出后来那套颠覆的极端思路的？
先回到现实死局里：如果西方社会全是个人主义者，人人都抱着“凭什么我先牺牲，我先爱自己才是天经地义”的想法，那仗根本就打不起来。哪怕你手里有再多先进武器、再多兵力，最后也只能变成一盘散沙，没人愿意为了集体、为了所谓的文明去送死，再强的硬实力最后也全是摆设。
按照施密特的思想，他给出的解法，将是让西方重新“肯定政治”，把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塑造成新的信仰，号召所有人为了捍卫现代文明发起新的宗教战争。但彼得·蒂尔直接点破了这里藏着的致命悖论：就算你靠这套方法赢了，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得不偿失的胜利。你为了打赢宗教战争，把自己也变成了靠狂热信仰驱动的宗教社会，最后你和你要对抗的敌人，本质上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这就是施密特“非友即敌”逻辑里最隐蔽的陷阱：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标准定义敌人，最后你自己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人的自我认知，本来就是靠参照对立面建立起来的，你把对方当成和你对等的死敌，最后你必然会在规则、逻辑甚至底层认知上向对方靠拢，彻底丢掉你原本用来区分彼此的所有核心特征。
03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西方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要么你拒绝施密特的方案，保持现在松散的个人主义状态，最后被你的敌人彻底摧毁；要么你接受施密特的方案，发起全民性的宗教战争，最后彻底丢掉现代文明的身份，变成你最讨厌的样子。不管选哪条路，最后都是西方文明的厄运。
但彼得·蒂尔没有停在这里，他从施密特的边角论述里，挖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颠覆性可能性：政治本身，未必会永远存续下去。
我们之前说“政治保证了生活的严肃性”，意思是只要你承认政治的存在，你就默认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都值得较真，所有分歧都要分出是非对错，所有立场都要明确划分敌友。但如果我们彻底抛弃政治呢？不需要建立什么统一的世界政府，不需要所有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只需要全人类同时“集体裁军”，所有人都默认“生活不需要严肃性”——我活着就为了吃好喝好，别的什么国家博弈、文明冲突、敌我划分，我全不在乎，这不就直接跳出了施密特给你画的死局？
这个思路不是凭空来的，它的源头就是亚历山大·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后来福山写的那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本质上就是把科耶夫的思想做了通俗化传播。科耶夫顺着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往下推，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当人类不再需要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去斗争的时候，所有历史层面的矛盾就会彻底消失，最后人会重新退化成动物。
你别觉得这个说法离谱，科耶夫的原话写得非常直白：当人彻底变成动物之后，他盖房子、做艺术、谈恋爱、玩游戏，就和鸟儿筑巢、蜘蛛结网没有任何区别，全是生物本能驱动的行为。到那时候，不仅哲学和智慧会彻底消失，连人类独有的“逻各斯”——也就是我们用来定义世界、追问存在的理性话语体系，也会彻底变成类似蜜蜂舞蹈那样的条件反射信号，不再有任何超越生物本能的意义。
这里得把“逻各斯”这个词掰碎了讲。赫拉克利特当年提出“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本质上不是为了说“世界永远在变化”这个常识，他是在追问一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如果世间万物永远在流动，所有物质都在不断更替，那“存在”本身到底是什么？
你看，人的身体每过几个月所有细胞就会全部更新一遍，那三个月之后的我，还是不是我？今天的大运河里的水，和昨天的水完全不一样，那这条大运河，到底凭什么还是我们认知里的那条大运河？如果世间所有东西都在不断流变，没有任何固定的实体，那人类所有的认知、所有的社会规则，根本就没有立足的根基。
所以赫拉克利特才提出了“逻各斯”这个概念——它是超越所有感官体验的、纯粹理性的存在标尺，不靠你眼睛看到的、手摸到的东西定义，只靠人的纯粹思维来确认。有了逻各斯，你才能在永远流动的世界里，锚定“我是我”“这条河是这条河”的基本认识，人类所有的文明、所有的意义，全都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之上的。
而科耶夫说的“历史终结之后逻各斯彻底消失”，是把根基直接抽走了。人不再需要靠理性去追问存在的意义，不再需要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去斗争，所有的行为都退化成生物本能，那人类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其实就已经在最底层的意义上死亡了。
存在的锚点，靠的就是逻各斯这套演化了千年的秩序。古希腊前几代哲学家挨个追问世界本源，从泰勒斯说的水，到后来的气、混沌、以太，直到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这团火不能是完全无序、无法定义的，逻各斯最初就是这团活火背后的运行秩序。后来它慢慢延伸出理性、真理、规范、语言秩序的多重内涵，成了人类定义世界的核心标尺。
很多人会把逻各斯和中国道家的“道”放在一起比，两者确实像，但本质不同。“道”的核心是“无”，是无为，是被动的直观，不主动去定义、去触摸世界；但逻各斯是主体主动用理性去拆解、去锚定存在的工具，从根上带着强烈的主动建构属性，这也是为什么两者最终都保留了音译，没有用对方的概念直接替代。这是我个人理解。
04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科耶夫说历史终结就等于逻各斯消失，就是人类用来定义世界的那套理性秩序彻底崩塌。到那时候，人类的语言不再像维特根斯坦说的那样，是用来锚定存在、赋予世界意义的工具，只会退化成类似蜜蜂舞蹈的条件反射信号，只剩下信息传递的功能。消失的不只是哲学和智慧的探索，连智慧本身、人性本身都会彻底消解。
施密特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推演，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当政治彻底消失，世界不会变成所有人想象中的大同社会，只会变成一个娱乐至死的世界。暴力电子游戏替代真实战争，游乐园的惊险项目替代英雄事迹，肥皂剧和爽剧替代严肃思考，所有生活的严肃性都会被消解，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娱乐里消耗自己。
但施密特之处：娱乐至死的世界绝对不会自发形成，而是人为的。你不能抱着“一切都会自动运作，事物会自我管理，人对人的统治会自然消失”的幻想，这个囊括全球的经济组织背后的权力，最后一定会落到少数人手里。所有鼓吹“技术发展之后人人都能躺平、不用工作、无限幸福”的说法，都是在回避最核心的权力归属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技术性宗教”：它许诺人类可以无限统治自然，从海底到宇宙深处的所有资源都能为我所用，靠技术实现永生、实现无限的物质幸福。但在施密特的判断里，这种人为搭建出来的巴比伦式统一，根本不是什么大同盛世，而是《启示录》里预言的最终灾难，它的背后站着的就是敌基督。
彼得·蒂尔在2004年就把这个逻辑点透了：这里的敌基督，不是什么神话里的恶魔，就是这套把技术当成信仰的技术主义本身。神创造了真实的世界，敌基督就用技术伪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重塑人的感知、篡改现实的面貌，让自然完全服务于人的贪欲。被欺骗的普通人只能看到技术带来的安逸和舒适，以为自然已经被彻底征服，所有生活都被安排妥当，人类用自己的理性计算彻底取代了天意。
你看现在很多科技精英的状态，不就是这样吗？他们觉得自己靠科学和技术，完全可以掌控过去、现在和未来，把整个世界的走向都攥在自己手里。但所有这些人为搭建出来的虚拟表征，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真实的现实。沉溺在这种伪造的世界里，最终的代价就是人类彻底忘记自己拥有灵魂，敌基督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人的灵魂从他们手里骗走了。
洛克当年为资本主义打下地基，靠悬置道德和理性的根本冲突，把人的贪欲从宗教的束缚里释放出来，让自私自利、追求享乐变成了完全正当的事。但施密特直接推翻了这套悬置的前提：你把人性的根本问题藏起来，不代表它就会消失。人性不可知的前提下，根本不会只有自由主义这一条出路，必然会催生出完全不同的其他意识形态，最后世界一定会被划分成朋友和敌人，根本不存在什么永远和平的“历史终局”。
彼得·蒂尔顺着施密特的逻辑往前推，发现只要人还保留对生活的严肃性，政治就永远不可能被消除。哪怕真的进入所谓“历史终结”的状态，把所有人性全部拿掉，人活着只剩荒诞、只剩打游戏、什么都不在乎，看似能彻底消解政治，最后等来的也只会是施密特定义的“敌基督”。不管是福山鼓吹的自由民主终局，还是今天AI科技圈画的“全自动化躺平”的饼，在施密特的判断里全是同一个东西——用技术消解人性，最后把全人类的控制权交到少数人手里，直接通向《启示录》里的末日审判。
这就等于把路堵死了：洛克悬置矛盾的自由主义方案，从根上带着bug，必然自我异化；回归前启蒙的旧宗教传统，又必然要开启席卷全球的宗教战争，在1945年之后的核武世界里，这种战争根本没有赢家，只会直接把人类文明炸成灰烬。施密特的激进方案在核威慑面前彻底失效，人类站在死胡同里，能摸到的新出口，是不是列奥·施特劳斯的思想体系？
施特劳斯和施密特是同代的德国思想家，他给出的解法，从最表层的“语言形式”就开始和所有现代思想划清界限。这也是很多读者读《施特劳斯时刻》时觉得突兀的部分：明明在聊文明出路，怎么突然开始扯“怎么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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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最标志性的主张就是“隐微写作”，和面向所有大众的“显白写作”完全对立。简单说就是故意把文章写得晦涩难懂，设置足够高的阅读门槛，把真正的核心真理藏在字缝里，只留给愿意花大量时间啃文本、本身就有足够思辨能力的少数读者。就像他那句看起来完全不知所云的比喻：“知识与知识交流的统一也可以比作人与马的结合，尽管不是半人马”——本质说的就是真正的知识传递，不是把道理掰开揉碎喂给读者，而是读者自己要像骑手一样，靠自己的思辨能力驾驭知识，和知识达成“人马合一”的状态，不是天生长在一起的半人马，不是被动接收灌输的容器。
他这套主张的现实源头，是极权环境下的思想生存经验：你作为体系内的成员，明面上完全拥护官方意识形态，把所有显白内容写得完全符合规则，暗地里用只有细心读者能捕捉到的微妙表达，把真正的真理传递出去。甚至可以把所有大逆不道的真话，全部安排给作品里的疯子、醉汉、小丑、声名狼藉的反派角色说出来，既完全规避审查风险，又能把信息精准递到目标读者手里。
这种写作模式的好处被施特劳斯算得明明白白：它拥有私人交流的全部优势，不用把真理暴露给不相干的人，又突破了私人交流只能触达熟人的局限；它拥有公开传播的全部优势，能把思想扩散到整个世界，又完全规避了公开发表真话会被处决、被封杀的致命风险。
但这套逻辑不是什么“生存技巧”，而是施特劳斯的思想立场：他彻底反对当时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智识虚无主义，坚信关于人性的绝对真理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这套真理是可以被人靠理性把握的。过去几千年里所有真正的伟大思想家，表面上站在不同的城邦、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里互相攻击，实际上他们对人性真理的共识，远比肤浅读者看到的表面分歧多得多。他们只是迫于环境的压力，不得不把真正的核心思想藏起来，假装和自己所处的世俗秩序保持一致——因为所有敢直接把真理摊开给庸众看的人，最后要么被钉上十字架，要么被烧死，没有例外。
施特劳斯自己也完全践行这套主张，你翻遍他所有公开出版的著作，根本找不到任何一处对“隐藏真理”的系统性直白阐述。他和过去的古典思想家不一样的地方，反而在于他故意把自己的书写得极度晦涩，相当于直接给读者递了一张“入场券”：明明白白告诉你这里藏着东西，你愿意花足够多的时间、足够多的精力反复啃，才有资格懂。
这也是彼得·蒂尔把施特劳斯当成破局钥匙讨论的原因：在核威慑锁死所有暴力革命的可能、大众娱乐彻底消解所有思想严肃性的时代里，施特劳斯这套“少数人掌握绝对真理，靠隐微传递完成共识，悄悄重构文明底层秩序”的路径，是否能绕开所有死局？而今天我们在硅谷看到的所有“不对外说真话”的“科技精英”，全是这套思想的践行者。
施特劳斯后来被叫做共和党思想教父，他的主张是往保守偏的。哈佛政府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作为核心代表，明确提出读伟大著作不能读简化版，必须啃原著。过去所有能在高压环境下活到后世的思想家，没人敢公开把真理摊在台面上说，只要还想活下去，就必须把核心内容藏在字缝里。哪怕藏得再深，所有真正的经典里，永远绕不开几个贯穿千年的根本问题：城邦与人性的关系、文明的奠基与起源、宗教和最佳政体的适配逻辑。
哪怕你不像马基雅维利、施密特那样把“例外论”当成核心原则，也绝对不能把例外情况彻底忘掉。只聊社会秩序平稳运行的政治论述，本质上是残缺的。你必须回头看这套秩序最初被搭建出来的原始场景，看它遭遇冲击、被修改甚至被推倒重建的特殊时刻，才能摸到这套秩序的底层根基。
这里的“例外论”，马基雅维利的版本是“君主例外”：整个世界里只有君主一个人能跳出所有规则的约束，剩下所有人在规则面前完全平等，哪怕是帮君主搭建秩序的核心臣子，最后也随时可能被规则反噬，商鞅被车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施密特的版本是“政治优先”：所有问题遇到冲突时，先把政治维度拎出来放在最前面，道德、伦理、规则全部要为政治让步，这也是他作为纳粹思想家的标志性主张。
放到现实里看，这套逻辑指向的是所有人都刻意回避的秩序底色：所有台面上公开的、文明的、讲规则的现代社会运行体系，背后永远藏着台面上不会说的部分——隐微的博弈、暗线的操作、不对外公开的利益交换，甚至是秩序建立之初带着血的原始积累。你不能只盯着台面上的规则，假装那些“不讲理、不守规矩、不文明”的特殊时刻从来不存在。
最后多絮叨两句，我做Findme这个专栏，不是搞产品化的东西，想起来就聊，忙不过来就停，不赶进度，不花心血，不负责任，开玩笑，责任可以负。选彼得·蒂尔这篇22年前的论文，本来就是想跳出常规商业报道的局限——现在市面上所有关于硅谷、关于投资的内容，不够好。
比起跟着精英去幻想一个未知的未来，往回看反而更实在。所有经过时间筛选留下来的思想、经过历史验证的逻辑，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今天对股票、房子、财富的所有理解，我们当下的整个世界观，全部建立在过去几千年的思考、革命、试错之上。现在大家都处在增长放缓的周期里，刚好有时间停下来往回看，把我们从哪里来、这套秩序到底怎么搭建起来的。本来就不是任务，慢慢聊、慢慢啃，懂点就比不懂强。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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